卢宝桑这一人物形象较为集中体现了“乞丐文化”中的消极无为、游手好闲和放浪自任的特征。卢宝桑出身于一个乞丐世家，爷爷曾经是丐帮的一个“杆头儿”，父亲也是一名职业的“硬乞”。他行为的粗俗与野蛮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卢宝桑在宴席上那种颐指气使地吆喝路喜纯的行为与其父卢胜七在浴池中指使服务员泡茶的举动简直如出一辙。乞讨时的低声下气和支配人时的耀武扬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信奉着弱肉强食的生活信条，而又弄不清自己是弱者还是强者。在有机会指使别人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自己的支配欲。但当他处于屈辱地位的时候，也并没什么屈辱和沦落的窘迫意识。文化大革命中，当卢宝桑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任人批斗时，他也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还甚至“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占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臀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可以斗人，也可以被人斗，可以糟践人，也可以被人糟践，这无疑是人格缺失的突出表现。

路喜纯则和卢宝桑完全不同。他受中学时的教师稽志满和小饭馆的师傅何师傅的影响，生活正派，积极进取，宽容大度，踏实向上。何师傅精心教他红案，他也希望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每次帮厨的机会都看作练功提高的机会，从不轻易放弃。他在长者智者的身体力行中，在时代与生活的美的感召下，积极定位，建设自我，走向未来。

更具历史使命感的是荀磊。这位工人的孩子，从小认真学习，文革时别人不读书，荀磊哪怕从台历中也要积累知识。父亲从小事如不骂人做起，让他正正经经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他牢记“技不压身”的信条，刻苦学习英语，在1978年外事部门招人时，以绝对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是唯一一位没有后门、背景，父母是普通职员的考生。他的现代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常常以横向思维的方式思考历史、现实之关系，而且在于从中升腾起超越的生活使命感。学成归来时，他坐火车横穿欧亚而不是象别人为分到可心的部门立即飞回国，并将此行的感受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一眼望见鼓楼时，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那种思想、情感、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综合效应，他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流逝的时间中所应奔赴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责任，那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融在一起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

詹丽颖，是位一辈子不知控制自己言行而且不叫人喜欢的人，也是一位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帮助他人的人。她当右派纯是因为不识时宜的言行和不知好歹的举动。例如，当众宣布新来的副主任夫人是“三寸丁谷树皮”，其实并非如此。人家刚死了丈夫她就叫人家去看外国喜剧片，而且说人家装什么假正经，待人家撂下脸时，她也不觉什么，又去缠另一位。“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和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食堂青虫事件最能说明这一点。由于别人厌其性格，在划右派时她虽属于两可之间也被划进右派范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本性未变。但她豪爽，吃苦耐劳，不记仇不报复，乐于助人。她实际是一个本质不坏但不会处事且本性难改的小市民。

潘秀娅，照相馆的营业员，在家中排行老五，家里也是人多钱少，过惯了穷日子，也知钱之不易。只是小市民气，虚荣心强。在购置婚姻用品上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

编辑韩一潭是个老实胆小的人，曾将自己的女儿因说了句江青的坏话就用车子亲自送到派出所，结果派出所未加置理，此后父女之情淡然。他也是位温驯听命认真的编辑，顺风走的编辑，几经风雨，他“江流石不转”。他也有艺术眼光，常能点铁成金，甘心当编辑，虽然他有过失落，但习惯了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